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西藏这400年，西藏地区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。这是西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。公元10世纪下半叶，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主已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，并且成为左右一方的政治实力派。各地区虽处于分散状态，但政治上比较稳定，一些在朗达磨灭佛时逃往康、青等地区的僧人继续进行宗教活动。卫、藏地区的也有一些人，主要是失去原有地位的吐蕃贵族后裔，为了寻求出路，也前往康地求师学佛。封建主为了巩固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剥削制度，更需要一套新的上层建筑，包括思想文化和宗教来为其服务。在阿里地区，吐蕃赞普的后裔建立了政治统治，他们或派弟子赴印学佛，或延请印度僧人来藏弘法，这都给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所以从公元10世纪后期起，佛教又开始在西藏弘扬，此时期史称“后弘期”。据说，朗达磨灭佛之时，在拉萨西南巴丘帕里的山间，有名叫拉普萨、月格琴、玛尔释迦牟尼三位比丘正在修定之中，忽见有僧人行猎，惊问之下，才知是朗达磨禁佛，逼迫僧人为猎户，于是收拾佛教典籍逃出西藏，先到霍尔国(今土耳其)，由于种族言语不通，所以又留于安土(青海省贵德县附近)之南部。据章嘉西藏佛教史略》说：这三个人“逃赴青康一带玛隆朵吉扎、然琼南宗及点迪解等地，修行之时，有见琉火光炽者，因生正信，从其剃度出家，名为善明，后心智渐开，咸称谓思明云。”当这位思明要受具足戒时，依照律仪须20位比丘为戒师，在边远地区最少也不能少于五人。，现在只有他们三位比丘，所以又请了汉地的开闻与及闻两位比丘，以五人僧为思明受具足戒。从此以后，出家者渐渐增多。公元978年(宋太平兴国三年)，山南地区新兴封建主、桑耶寺寺主意希坚赞，即朗达磨之子永丹的六世孙，就出资送前藏的鲁梅楚臣喜饶、热希臣琼乃、章益希云丹、巴楚臣罗追；后藏的洛敦多吉旺徐、哲敦旬努楚臣、聪尊喜饶桑格及阿里地区的两人共10人到当时佛教比较盛行的多康(今青海西宁一带)学佛取经，师事喇钦·贡巴饶赛。他们返藏后大规模地建寺、度僧、传戒，并恢复了拉萨、桑耶等地的吐蕃时期所建的寺院，僧人人数日增，到公元10世纪末，已经恢复了佛教，对此史称为“下路弘法”(西藏习惯上以东为下，西为上。多康位于卫藏以东，故称“下路”；阿里位于卫藏以西，故称“上路”)。大约与此同时，阿里地区的封建主意希沃(意译为智光)，他是朗达磨庶子欧松的四世孙，也大力倡佛，派仁钦桑波(公元958—1055年，意译为宝贤)等21人到印度、克什米尔等地学习佛教经典，可是因系步行，学者大半死于道途之中。仁钦桑波至印度后，从那露波、莲花护、胜友等著名佛学大师学习，尤精专怛特罗，当他归藏时，请回印度学者息罗达卡罗、佛陀波罗、坞摩罗发多等人，携归论典及四部但特罗。同时意希沃又延请阿底峡大师(公元983—1055年)入藏弘法，除建寺修塔外，大量翻译经典。在显教方面，译出了17部经、33部论；在密宗方面译出了108部怛特罗，同时还整理和修订了吐蕃时期的经典，并仿照桑耶寺修建了托林寺。到公元11世纪，阿里的佛教已经有相当的规模。对此史称“上路弘法”。这样，经过约120年时间，以前一职不振的佛教在西藏地区又获得了空前的发展.